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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黄进兴:追忆余国藩院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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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多年前,从余英时老师口中,初次获悉他的大名。英时师对他的西方学问推崇备至,又对他的《西游记》英译赞不绝口。由于英时师罕见如此称誉一位学者,所以我对“余国藩”这三个字,便留下极深刻的印象。英时师和他虽属同姓,并无同宗之谊;但两老相知相得,情同手足。
    虽然,我与余教授通过现代飞鸿(电邮)而来往热络,但说起来日后也仅有一面之缘。二〇〇七年,他应台湾“中研院”的邀约,到院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讲“人文学科何以不是科学?─从比较的角度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谈起”(Why the Humanities Are Not Science: Thinking Comparatively from Aristotle)。他由古今中外知识分类的演变,重申人文学的基本立场。从亚理士多德的视角加以铺陈,正本清源,精辟绝伦,充分显现出他对西方人文学传统的掌握。后来余教授将这次英文演讲添写成论文刊行,更受到学界的重视。余教授之所以把这篇论文献给曾在芝大共事过的法国哲学家——里科教授(Paul Ricur, 1913-2005),盖两人的学问同调耳。
    趁着此番演讲之便,我与内人约了余教授前往著名的吉品餐厅用餐,在去程车上领教了他高超的音乐素养。当时车里正播放巴哈(Johann S. Bach, 1685-1750)的《英国组曲》(The English Suites),不出二十秒,余教授便指出演奏者乃加拿大的格伦·古尔德(Glenn H. Gould, 1932-1982)。他的人文品味,实与从小家庭的养成教育有关。(日后,我方才得知他偶尔还会替芝加哥的报纸撰写乐评呢。┎灰饧,我们又发觉余教授乃品味甚高的老饕(gourmet),渠自诩除了会品尝食物,厨艺亦不落于人后,还邀我有朝一日造访芝加哥,他可下厨大显身手(法餐)。席间,我们交谈各国餐点的优劣,并以思想上的西学佐餐,融精神与物质于一炉,喜乐融融,相见恨晚,该夜似乎有谈不尽的话题。
    有一回,我因俗名之累感到沮丧。从未谋面的余教授得知,竟从远方捎来长笺,以亲身的经历与我共勉,令我既感意外,复又提振心神。
    余国藩教授在西方学界素以博学著称,问学横跨中西。虽然他在华文学界同样享有盛名,但其学问的规模,却绝非“汉学”一域可以范围。他在芝大同时受聘于五个不同学系:神学院、比较文学系、英文系、东亚系、社会思想委员会(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s),盖属绝无仅有,而为友朋所津津乐道,足示他治学规模的宽广与宏远,非一般专家学者可以比拟。
    余国藩与余英时等教授的合影
    本文发表于2015年10月《书城》杂志,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。

    往后,我每有草作,辄呈请过目,亟求他的指正。余教授则有求必应,不吝予以回应,让我受益匪浅。于我而言,余教授不啻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。偶逢年节,我便寄去台湾名品——冻顶乌龙,聊表心意。余教授总是客气地来函赞不绝口,仔细描述其中韵味。直到去年(2014),他突然发来电邮,谓由于罹患心疾,医生嘱咐他不能饮茶,要我就此打住。接续的电邮,便告知病痛与禁忌,我在万里之外,束手无策,委实替他挂心。不意稍前,有一要事必须向他禀报,却久久未获回复,心中暗觉不妙。不些时,便传来他的噩耗,令人错愕,感伤难已。
    之后,肇自文字因缘,我有幸结识余国藩教授。起自一九九○年代,我开始发表一连串探讨孔庙文化的论文;并从原先只析论孔庙与士人、统治者的关系,逐渐向宗教文化的领域延伸。原本为宗教史大家的余教授,极其敏锐地注意到我的研究动向。而我则间接从英时师口中,得知他对我这些研究的肯定。二〇〇五年,他在英文著作《中国的国家与宗教》(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: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)一书里,对我的研究褒扬有加,实乃对后生小辈的溢美之词耳。
    在余教授辞世之前,有两件事让我异常感动,值得提笔一书。其一,他时时以高足——李奭学兄—的学术发展为念。曾经在电话里,反复跟我叮咛。其实,奭学兄娴熟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,他的学问我早已有所领略,并不用余教授特别交待。奭学兄精通数种西语,他研究明清时期的翻译文类,用力颇深,此乃独门之学,而为他人所难企及。个人在学术上凡遇西文(如拉丁文)的问题,便随时致电请教,立获解答。
    另一则,二〇一四年他选择了和芝大同事——知名的人类学家沙林(Marshall Sahlins, b. 1930)——并肩作战,同声反对芝大设立某一机构,唯恐后者有以政治干预学术独立之虞。那段时间每每上班,辄收到电邮,我一一拜读他们的理据。两老维护学术独立的坚定决心与作为,令人感佩万分。
    其实,余教授之所以对拙作深感兴趣,与上世纪著名的神学和宗教史家伊利亚德(Mircea Eliade,1907-1986)有关。余教授曾上过伊氏的课,他犹记得伊氏于探讨“宗教”的本质,曾特别关注神圣的空间、时间、神话等构成因素,而受到学界的注目(Mircea Eliade,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: The Nature of Religion, trans. by Willard R. Trask, New York: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, 1959)。显然,孔庙便是儒教的圣域,但我研究孔庙纯出偶然,与伊利亚德的学说并无关联?墒且潦系难运,却无意中变成余教授与我之间的心灵桥梁。

    记得英时师举了一段译文为例,其中涉及佛教、道教的专业知识,并非一般译者可以胜任;而余国藩教授译得不仅鞭辟入里,而且生动传神。如果我记得不错,当时英时师亟想罗致余国藩教授到哈佛大学任教,但因芝加哥大学强烈慰留余国藩教授,终未成行。

    余国藩教授(Anthony C.Yu,1938-2015)于后辈学者常表现出长者之爱,我便是其中一位受益者。
    二〇一四年我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之邀,从事《儒教圣域》的编选,由于这个议题向为余国藩教授所厚爱,因此我斗胆以这本选集奉献给他,藉以表达对他的怀念,并感谢他对个人研究孔庙一路走来的鼓励和支持。近年,他尤其不厌其烦,再三催促我动手撰写一本英文专著,综合之前探讨孔庙的心得,俾与西方宗教史家直接对话。余教授认为我聚焦宗教《神圣空间》的手法别有特色,容与西方比较宗教学界互相参照。但个人因另有其他研究课题刻在进行,分身乏术,一时只有辜负他的好意。唯一稍可补偿的是,个人攸关孔庙的研究不久将有两大册日译本刊行,容可回报他的厚望。至于撰述英文专著一事,则犹待来日的努力了,盼时时以此鞭策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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